钱学森 | 在北京思维科学研讨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

当前，人工智能（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是热点的话题，很多人认为认为人工智能将是改变未来世界的核心技术。大家都在学习和尝试应用人工智能，以提高工作效率，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取得先机。

我们在研究和应用人工智能时，需要看得更高一些，更远一些，有些关键问题需要从战略层面思考：人工智能跟人类智能是什么关系？人工智能对社会发展究竟会带来什么影响？我国应该如何发展人工智能技术？……这些问题对于我国研究和应用人工智能将产生重大影响，我们不能忽视。

钱学森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发展思维科学倾注了大量心血，也对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应用提出了许多重要指导意见。尤其是1987年2月在北京思维科学第一次研讨上的发言中，对发展人工智能与产业革命进行了详细论述，并对思维科学、人工智能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发展路径提出了建设性的指导意见。四十年过去了，这些意见对于我们当前和未来的工作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重温钱学森思想光辉，纪念钱老诞辰112周年！

在北京思维科学研讨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

（1987 年2 月28 日）

 

首先要说一下什么叫“思维科学”，“思维科学”怎么翻译。在英语中说法众多而不一。我们来个直接了当的：思维科学就是人的思维的科学，翻成英语叫noetic science。思维科学是真正的科学，最近上海要成立一个潜科学的学会，叫上海潜科学学会，上海成立不成立潜科学学会，我不置可否，但是他们想在上海潜科学学会下面成立一个分会叫思维科学分会，华东师大心理系的胡寄南教授来问我，我今天刚给他回了一封信，我说我不赞成，我认为思维科学不是潜科学，大家知道这个“潜”字吧，是潜在的“潜”，我说思维科学是“显科学”，是很实在的科学，不是什么潜在的科学，所以我给胡寄南教授写信，说不宜在上海潜科学学会下，再设一个思维科学分会，因为这不是一回事。

一

思维科学是一个现实的科学，是显科学，为什么这样说呢？这就要从背景讲起了，这个背景就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社会的发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它要有几个飞跃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我们称之为社会革命。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对客观世界认识的进步，这叫科学革命，这个词不是我发明的，这是美国的科学史专家托马斯·库恩（T. Kuhn）提出的，他从30年代就开始研究科学的发展。他提出科学革命是人对客观世界认识的飞跃。像牛顿力学，相对论，量子力学等，库恩写了一本书，叫《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这本书我不完全同意，因为到后来就有点唯心主义的东西了。人认识了客观世界，就要改造它，改造客观的技术的飞跃发展就是我们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词叫“技术革命”，所以生产力的发展是由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引起的。生产力的发展当然要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化，这又分为几个方面；科学革命、技术革命直接引起社会的飞跃发展，这就是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必定有相应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的变化，这是政治革命。有了这些变化，人的意识形态也要变化，这就是真正的文化革命；不是“文化大革命”，是真正的文化革命。产业革命，政治革命，文化革命，这都是社会的变革，是社会革命，从这样的角度看问题，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从前说到产业革命，似乎只有18世纪英国发生的那场革命才是产业革命，我认为这样看不全面，什么叫产业革命？就是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经济结构的飞跃变化，从这个角度看，产业革命就不只英国在18世纪的那一次了，在人类历史上，大约1万年前，人放弃了采集，打猎，有了农业，畜牧业，这对人来说是很大的变化，这应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到奴隶社会后期又有一次很大的变化，就是商品的出现，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出现商品经济，这是第二次产业革命，发生在大约3000年前。前面说的18世纪的产业革命是第三次产业革命了，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又一次变化即生产的横向规模扩大了，甚至到了国际的规模，这个我说是第四次产业革命。列宁写了一本讲帝国主义的书，列宁主要说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所引起反动的一面，压迫，殖民地等。列宁那时是为了革命事业，所以主要说帝国主义反动的一面，他没功夫去研究第四次产业革命在提高生产效益方面的问题。好了，那些国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是第四次产业革命了，而我们因为长期处在封建社会，落后了。在明末，我们就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没有发展起来，所以我们真正的现代工业，即第三次产业革命我看是一直推迟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发生的，50年代初，我回到祖国后，看看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起的工厂，觉得不可理解，怎么这些工厂螺丝、螺帽都是自己做的，国外可不是这样的，标准件都由专门公司提供，美国的汽车公司连发动机都不是自己做的，而是另一个公司做的。那时我觉得很怪，实际上我们那是18世纪末的生产方式。所以说我们建国初建的那些工厂是很落后的。不得不旧，因为我们是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干起来的，你得一步一步走，所以第一步我们国家实现了第三次产业革命。现在这个差距问题更大了，世界上先进国家的第四次产业革命已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完成了，他们现在说的所谓信息社会等等是什么呢？实际上是又一次产业革命，所以我把它叫第五次产业革命。这样我们国家就必须赶上，我们的改革就是为了在2000年前后赶上去，第四次、第五次一起干，或者叫一气呵成！现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些好事，实际上是第四次产业革命在中国的补课，这样一发展，对信息的要求就会迅速逼上来，改革、开放、搞活都会逼上来，一句话，这个改革在我们中国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制度，所以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在我们的科学技术方面要跟上上面说的形势，就是说我们要在这短短20年时间实现第四、第五次产业革命。这个问题里的核心与我们有关，就是信息技术。我占大家时间来说了这么些，就是要说明我们搞的这个“思维科学”，在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位置，我认为我们不把“思维科学”的工作做好，要高速度赶上世界水平，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完成第四次产业革命和第五次产业革命那是妄想，是做不到的。

下面我想详细谈谈信息技术跟我们的工作的关系，信息技术没有计算机是不行的，但现在这个计算机，可以说是最笨的机器了，它只能你让它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信息技术不能满足于现在的电子计算机。假设我们做个机器真能像人脑一样思考问题，又有很强的计算能力 ，可以想象世界的变化！1984年我们开了一个全国的思维科学讨论会，提出了思维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因为现在的计算机是没有智能的，所以如果能让机器有点智能，那可是件了不起的事，也正因为此，搞人工智能，智能机，专家系统成了全世界的热门。

二

人工智能在全世界热门，在美国尤其热门，因为那里有钱，有所谓“星球大战计划”的需要，但我觉得有点乱套。前年美国开了个人工智能年会，人家说笑话了，说那个会人倒不少，参加的人有3000名之多，论文却只有30篇，这在学术会议上是未听说过的。别的会假设有3000人参加，至少有300篇论文，甚至更多，到3000篇。我看这是缺乏理论的原因，现在世界上竟有人说不要理论，干就行了，哪有那样的事！要我说是起码的常识都没有。我们的常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联系实际，实践要理论指导，这是个辩证关系，那种说搞人工智能，智能机不要理论的人是荒谬的。我这个人多活了几年，说到这事就想起一个很好的例子：30年代我刚搞航空时，那时航空在国际上也是刚开始，也没有什么理论可谈，我大学在国内拜了个老师叫王助，先生是中国搞飞机设计的老前辈，他教我飞机设计时，只有统计，他的大厚本子里记着各式各样飞机的部件大小、比例等。设计什么飞机套什么尺寸、比例，为什么？可说不清，这种情况很快就变化了，因为有大量的不同的飞机要设计，而按那种方法搞下去是行不通了，就这样，应用力学在30年代迅速发展起来了。这里航空的需要促进了应用力学的发展，而有了应用力学的指导，航空业发展得更快了，到50年代、60年代就进入空间了，产生了火箭、导弹。这个例子说明技术没有理论的指导是不行的，而理论的发展又要靠工程技术实践提出要求、提供素材。我们要发展信息技术，情况也是这样。没有信息技术我们到下个世纪是无以立国的，而要发展这个技术，我们必须有理论，这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工智能，智能机的理论就是我们要研究的东西，这个理论的重要性是十分明显的，它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非办不可的事，非同小可的。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要建立人工智能、智能机、专家系统的理论，怎么建？在1984年那次会议上我们就议论了这个问题，请教了一个专家。搞脑科学的同志告诉我们，你要完全从脑科学出发，恐怕还为时过早，因为人的脑子太复杂了。不久前，在系统学讨论班上，我们请了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黄秉宪同志讲脑的模拟。我听了觉得，早期的工作还真有点想模拟人脑，后来就越来越觉得做不到，转而想做个机器，具有部分脑功能的机器，而不是模拟人脑的，不是搞神经元，因为那做不到。当然这并不是说脑科学不重要，我们希望脑科学家们在不久的将来有所突破，但我们也觉得他们的工作很难，只给他们施加压力是不行的。从1984年后这三年看，我们在那个会上讨论的结果还成立，即从人脑结构开始发展我的理论是行不通的，那太难了，我们希望脑科学发展快点，但不得不说我们不能靠他们。那怎么办？我们还有一条路，就是思维科学的基础科学，思维学的路，也就是从宏观而不从微观，不从脑神经细胞做起。思维学就是要从宏观开始找人的思维的规律，研究这规律。这个规律你怎么验证？不能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你必须按这个规律做出机器，如果这个机器果然有人的思维的功能，你就对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本书叫《关于思维科学》，大家可以看看。这是我们1984年那个会的结果，说发展思维学要同人工智能、智能机的工作结合起来，在人工智能工作中就是那些蛮干的，我也对他表示尊敬，现在搞人工智能、专家系统的人多半是蛮干的。蛮干也好嘛，你干出什么，都可以供我研究、参考、分析，现在的专家系统恐怕有上万个了，把它们收集起来加以研究、分析、总结经验，会有收获的。

 

三

 

但思维学是不是还有另外的泉源？
这几年来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也常去请教我国逻辑、数理逻辑的老前辈胡世华同志，他讲的对我很有启发，我没有搞过逻辑，也不太懂，只大致认识到几点：我认为思维学实际上是从哲学演化来的，大家都知道所有自然科学都是从哲学演化出来的，开始叫自然哲学，慢慢从哲学中脱离开，思维学也是从哲学中脱离出来的，就像古希腊的逻辑学是哲学的一部分，我们的思维学实际上是从古哲学演化、脱离出来的。

上星期日，我又找胡世华教授，他说搞思维学你要当心，有人要批你唯心主义的，你研究什么思维嘛，不是物质了，这不是唯心主义了？我说好办，什么是唯物主义，要靠实践的检验，思维学是否科学，就看做出来的东西是否具有人的思维功能。如果有，实践检验正确，这就不是唯心主义的。当然说到底人的思维并非虚无神秘。我们的脑科学家说了，人的思维是脑神经系统物质运动的高层次表现，人脑的规律也是物质运动的规律，只是因为直接从物质运动开始太困难，使我们不得不跳出这一段，直接找人的思维规律。最后还是要回到物质运动，所以不是唯心主义。再一点就是我们以前搞电子计算机时就已经犯了错误，对数理逻辑不够重视，我们花了很大力气。付出劳动，总有结果，但从现在来看，有点蛮干，即没理论指导，付出了不少代价，也是胡世华教授告诉我的，有个世界著名的软件专家叫Dijkstra，他说了一段心里话，说“我现在年纪大了，搞了这么多年软件，错误不知犯了多少，现在觉悟了，我想，假设我早年要是在数理逻辑上好好地下点功夫的话，我就不会犯这么多的错误，不少东西逻辑学家早就说了，可我不知道，要是我能年轻20岁的话就要回去学逻辑。”我看这是经验之谈，说明搞技术没有理论指导是不行的，而我们研究思维学要从哲学的逻辑学吸取营养。

现在我们国家搞人工智能、智能机、专家系统的情况也不能令人满意，理论基础很差。这样的情况可不行，要大声疾呼，要在20年左右赶上去，胡来怎么行！解决这个问题是我们这个讨论班要做的，我们要把中国的人工智能、智能机、专家系统的理论建立起来。这个混乱局面要结束，我觉得可能性是存在的，胡世华教授跟我说，现在就像Dijkstra所说的。要把已取得的成就，即哲学逻辑掌握住，像英国的Whitehead的工作，要知道人家在干什么，干到什么程度，能解决什么问题。关于胡世华同志的看法，他在前年的数学学会成立50周年纪念会上有篇论文就要印出来了，叫《信息处理时代的数学》。他的看法强调现在我们缺乏的是理论，我们不在逻辑这样源远深长的基础上工作，自己瞎创造哪行！

再一方面，经汪培庄教授他们的努力，模糊数学的文章也不少了。1987年第1期的《大自然探索》有4篇是介绍模糊数学的。还有中国科协办的《现代化》杂志1987年第1期也有一篇，叫《软件科学，模糊数学与决策科学》，这样的文章是很多的。我们应当收集起来分析研究，我跟汪培庄教授谈过，跟戴汝为同志也讨论过，我觉得从思维科学的观点上看，是从模糊到清楚，要着重在这个过程上，我也说带讽刺的话，有人提出模糊思维，我说那是思维的模糊，你糊涂到底，那叫什么思维，思维最后是要清晰才行嘛！
关于思维科学的问题我考虑过，我1984年又向大家学习了，经过3年来的思考，才有刚才这些认识。

我说了这么多，要说的就是这几点，即我们的思维学所面临的任务是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大事，不是所谓的纯理论探讨，我们是探讨理论，但又与国家的社会义建设紧密相关。前面说了，如果到了21世纪，我们还是这样糊涂，那可真要无以立国了，所以这真是件面向世界，面向四化，面向未来的大事。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搞这个是有点优势的。问题是很难，但我们要有勇气。首先我们中国人不笨。美国的大学教授，系主任不是说有三分之一是华裔吗？中国人是行的，不要泄气。再一个是我们研究的是涉及精神与物质的问题，如果能运用一点辩证唯物主义思想，那可以说多了一样锐利武器。而这件锐利武器常常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家难以掌握的。你有这两个优势，还不能打胜仗吗？所以我觉得不管问题有多难，我们都要有信心把它拿下来。今天就算开始了。我说了这么多，就是想给大家鼓鼓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