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健中：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与中国通信发展史

《波哥超级对话》直播间波哥与倪健中会长连麦中

这个是一阶段，那时候移动通信时代是一个什么特点？

就是打电话，就是你一句我一句，从标准制式来讲，它是一个FDD的制式，但是到了3G时代，也就是从2008年2010年左右开始，我们进入了3G以后，实际上就是要互联网时代，那么互联网时代大家用智能手机，包括苹果的出现，使整个移动通讯的历史做了彻底的改变，就变成了移动互联网时代。

手机原来是用来打电话的，现在手机是用来上网，这个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但是历史翻到今天，我说我们又迎来了新的时代。前面这10年20年30年甚至50年，甚至我们可以远远追溯到100年前，就从无线电开始，电报电话那个时代开始，实际上都是无线通讯，无线通信演绎过来的叫移动通信。

这就是一个历史的大转盘，首先是从欧美开始，然后历史转盘从西方转到东方的时刻表是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这个阶段，中国开始能够接受这个东西。

当时不得不提一个人，东方通信原董事长创始人叫施继兴，他对大哥大的引入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当时引进了摩托罗拉的生产线，也生产了国有的手机，后来他又专门成立了手机研究所，生产国产手机东信牌手机。

清楚的记得当时为了形成国产手机的突破，我们在成立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的第一年，在2001年6月1号，我们举行了国产手机首脑论坛的揭幕仪式，把所有能够做手机的企业集合在一起。

国务院研究室主任桂世镛同志也是我们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的创始会长，他们都亲自参与这次的整个活动策划，包括参加大会讲话，推动国产手机，所以今天我们回想起来仍然是十分感动，因为当年做手机做交换机这些东西都是要举国之力，也不一定能够完成的事情。今天是已经很大众化了，飞入寻常百姓家了，谁要做一个手机，谁要做一个东西已经很简单了。

当年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大使馆，我们给吴邦国副总理写了一个报告，我们就鉴于出现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大使馆这么一个情况，网络在今后对我们尤其重要，把它变成国家战略产业，应当有电信运营商、设备制造商，包括软件设备的开发商和应用企业形成一个产业链，产业的集群式，由电信运营商带头来推动这个事。

当时我把这个报告送给了吴邦国副总理以后，邦国副总理立马就批，批了以后让我们赶紧筹备成立。我们跟国务院研究室，人民日报几家单位一起在中南海工字楼召开了第一次座谈会，这次座谈会当时我们中国移动还没成立，好像叫筹备组。中国联通、东方通信、中国邮电工业总公司，包括大唐，包括华为。这些企业的领导全部参加这次会，大家很有信心，虽然当时我们很落后，要钱没钱，要技术没技术，但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产业做起来。

然后就分了几块，一个是通讯设备基站，大家我们来进一步把它提高。第二个就是终端产品把它怎么摞起来，这个时候大唐电信的董事长，原来邮电部的科技司司长周寰，后来大唐电信研究院的院长周寰，当时就来找我，说老倪我们协会成立以后，他有一件事情一定要支持我，他说我们想成立一个TD技术论坛，TD技术是一个国家，我们要成立国际标准，然后来推动整个产业链。

我说这个事情挺好，但是当时在筹备过程当中也遇到很多阻力，有些相关部门也不一定完全支持，有些企业也不一定理解，当时包括华为也不太理解，我们成立那个论坛，华为不参加，我当时找任正非老爷子，他说为什么不参加呢？我是一个企业，我要做两套标准的产品，对我来讲要增加很大的成本，一套标准我还对付，两套标准对我企业来讲压力太大。

我说这次是我们自己的民族产业，大家一起企参加，华为是民族产业的旗帜，你要来聚一聚，后来任老派两个人追踪一下，但不一定先投入研发，跟了一段时间，华为最后进了TD阵营。最后我们成功了，但是主要成功的原因4个字，叫换轨超车。怎么叫换轨超车？因为大家平时都有一个错误观点，叫弯道超车。其实弯道是没法超车的，一个弯道超车很危险，第二个弯道超车是违章的。正确的说法应当是换轨超车，换轨道。

那么换轨道是什么轨道呢？原来我们移动通讯是FDD，全球都是用这种制式来做的，是上下行对称，它是符合移动通信，但是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制式肯定是上下行不对称，我们TDD就是上下行不对称，上去一个请求，下载的是大码流的数据，流量下沉，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移动通信变成了TDD组织。

所以当时我记得很清楚，这个论坛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当时场面很大，很多领导都出席了，企业家也来了，但是这个新闻后来发出来以后，有的领导提出来，这个东西不要那么大张旗鼓，也是碰到了一定的阻力和压力的。

但是以大唐为首，这里重点要提一提我们TD成功，有一个TD之父，叫李世鹤，我们要永远纪念他是我们中国TD产业的功臣。当时大唐为核心，包括西门子，包括国内外的整个产业链产业集群，大家都开始推动这件事。TD技术它其实不是一个新冒出来的技术，它一直是存在的。把它推到国际标准，那么这个标准最后立起来了，产业也结合起来了。当时我们在人民大会堂成立TD技术论坛，请了我们当时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的院长周光召担任了名誉主席，我们大唐的董事长周寰担任主席，整个事情就一直推动到。这阶段以后，当时中央领导也做了重要批示。

这里就要讲到制造业科研到电信运营这一块，那么这时候又有两个大功臣，这两个人是谁？一个是当时中国移动的董事长王建宙，还有一个当时中国移动的副总裁李正茂，两个起到了一个关键历史性的作用，当时中央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中国移动，当时虽然也说是在电信运营，从他们的角度来讲也是可以理解，都希望用最好的设备，最完善的设备，因为初期开发的产品设备用起来，别说运营商不愿意，消费者更不愿意了，老是掉线老是卡顿。

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大使馆，让我们整个通讯界包括领导层认知到网络的重要性。无论是军事和民用，如果能够快速发展，必须要建立起自己的联盟，把我们产业链上下游能够整合在一起，快速发展，所以这是当时背后的一个主要推动力，大家这种危机感。然后第二个我们中国移动通信为什么现在发展如此之快，其实因为移动通信联合会成立以后，我们就开始在思考如何能够推出自己的标准TD-CDMA。这是很重要。

中国5G成功就是我们形成了标准，形成了自己的产业链，西方欧美国家他们因为在TD产业链里，没有很好的跟进，而我们是整个产业链都完善了，所以这样的话就很重要。

当时李正茂牵头成立了国际化的TD组织，叫GTI组织，这个组织把整个的TD移动通信的标准解决方案，把全世界的电信运营商拉进了，当时又做了一个TD-LTE的一个技术的综合解决方案，这个方案最后全球有很多国家的电信运营商都参加了，这是我们在技术标准领域很成功的一个范例。今天全世界移动通讯的标准应当说是在一起，用TD的标准已经达到了95%以上。 

2000年第一次会长办公会

这件事就成功了。当时工信部的一位副部长找我，说我们还准备成立一个互联网协会，看看是不是老倪来挑个头一起来推动一下。当时我们跟工信部相关的一些领导讨论了一下，一起做了个发起，当时有中国电信，包括的我们后来的这些互联网企业，大概有将近50个人一起联名，那么这件事后来我也出面一起请批，当时国务院的领导也批了。

因为以后是网络互联网的应用，计算机网当时还是计算机网，通讯网跟计算机网的融合还没有，或者刚刚开始成立的筹备过程当中，当时部里的领导也想让我兼两个协会的秘书长，那么我当时考虑精力也不一定这么多，互联网我还是不太习惯，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用手机，这样的话，我当时就选择担任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法人代表，然后来推动这件事。

当时成立的时候，我们高级顾问有马凯、李荣融、魏立群、龙永图、楼继伟这些当时的一些部长，大概有十几位部长，所以当时有人跟我开玩笑，你们协会这么高规格，这些领导为什么都这么支持？

国家当时也想把我们移动通信产业给扶上去，所以我们移动通信产业在当时各级政府的领导推动下进行，而且运营商也好，设备制造商也好，包括后来的终端企业，大家就是群雄并起，现在回想还是热血沸腾的，所以在战火纷飞的那个年代，热血沸腾的年代，创业热情深在其中，现在一回眸一回首，觉得我们时代太需要这种精神了。

华为如何渡过艰难时刻

当时华为搞了一些创新，内部员工激励政策，当时有人就举报说华为是非法集资，华为集资了很多钱，从几乎所有的银行都贷了很多款，就要怎么的，后来审计署审计，就把华为的账号都冻结了，华为也发不出工资，发不出货款，所以老任后来找我跟我告别来了，说华为一周之内要关门。

那么这件事情，我说华为一定要搞下去，那么怎么搞下去呢？这给国务院领导写信，给到吴邦国副总理，包括他身边的几个工作人员特别支持，后来就特别理解华为，当时我也做了一些推动说服工作，也跟国务院的一些老同志做了汇报。

现在还清楚的记得，当时李子彬正好到北京来，我跟华为驻京办事处主任陈黎芳，我们还有一个国务院的局长找李子彬，李子彬后来给总理写了一封信，领导在第二天要出差10天，当时他送出去报告以后，下午2:00送的，4:00就报告就批出来了。

现在我是每一个字、每个标点都记得清清楚楚：请抓紧审计，不要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这个批示很重要，批示后来过了一周之后，后来任老就又跑到北京来，说倪健中，你帮了我们华为的大忙。

第二个事情，企业要考虑两套机制，一个国内有一套体制，一个国际上有一套体制，这两套体制能够对应起来，万一有什么情况，这里停顿下来，外面还能够继续做，还能等待一些好的时机。

任老说要做国际战略，我们要走出去。后来过了段时间，老任来找我，邀请我来到国际电信联盟，我们到日内瓦进行考察。我是有个体会，其实中国的企业发展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尤其在90年代，各种政策法规还不健全，很多地方还是灰色地带的时候，企业的生存真是个大问题。

所以现在通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各项法律法规都慢慢建立起来了，对企业的发展相对来讲比较良性了。记得在90年代的时候，真的有很多的高科技企业，通信企业由于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很多的东西必须要摸着石头过河，如果按照明文条例规定的话，有些东西你就没法经营下去。

法律没规定皆可为，所以我觉得就像华为，包括还有很多的一些高科技企业，在时间点上真的就非常艰难，所以从国内往海外发展，走两条扇形的道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做法。

所以我觉得任正非首先是一个军人出身的战略家，他对时机拿捏把握得很好，所以华为它有意志力，这种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它都能够很坚强生存，所以我后来回想一下，当年跟任老谈TD这件事，他会谈得很直白，即使他自己心中的韬略，他都是清楚的，所以我很佩服。

因为早年在移动通信时代，腾讯也好，阿里也好，网易也好，这些企业都是靠着运营商这棵大树活下来，当时有些短信业务，有些梦网什么的，我们今天能活下来的这些互联网公司，都是当年得益于我们电信运营商，尤其是像梦网这样的一些业务。

但是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因为计算机网跟通讯网之间融合以后，这些应用型的公司，尤其是以苹果为代表的企业出现后，这种应用它把收费这套东西卡住，本来电信运营商是管着高速公路的收费站，后来电信运营商变成了修高速公路，很多收费站都不是你，而且大量的收费站都让互联网公司拿走了。

所以电信运营商很痛苦，但是你的网络还是要建设，而且建设的成本投入越来越大，尤其像5G技术，包括有些最优质的频段，他也拿不到像700兆的这种好频谱。

这时候就有很大问题了，它的建设成本大大提高，收入在哪里？所以运营商就一直在很痛苦很顽强的在探讨这些方面，但是不建5G可不可以？

而且更麻烦的建了以后，它的基站的能耗，提高四五倍，开句玩笑，电信运营商上了5G以后，给电力公司都是交电费去了，所以这些东西是对运营商来讲都是挑战，这些挑战要把它渡过去，而且马上6G要来，6G又要投入研发，然后又要形成产业链，又要推广。

今天5G有一个最大的问题，计算机网把通讯网给融合了，那么这时候原来的通讯网其实已经不存在了，原来的通讯网是有国家主权的。

互联网发展到今天的时候，5G、6G已经是同一种价值观，我们个人的身家性命，企业的身家性命，甚至国家的身家性命在上面，哪天要是一断网，那么这个时候危害性就很大了，所以信息网络的主权就很重要。

中美关系我记得当时1999年的时候，专门参加一个课题组，跟我们信息产业中央政策研究室的一些领导，一些专家，当时我们搞了一个课题叫国家信息安全报告，这本书是中国有关谈信息安全。当时我们就提了一个观点，就是信息主权和信息霸权，网络主权和网络霸权，我们要在这些方面从大的宏观战略上考虑这个问题。

信息是信息的边疆，网络的边疆在哪里，它的核心在哪里？这些问题是一个全新的概念。那么20年前我们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些事情依然存在，而且是越来越严重，随着中美关系的恶化，大国之间的这种现象是更值得重视。

这个时候，我们的互联网到了今天又出现了元宇宙，那么元宇宙这个时代，我们当时讨论了全球现在已经开始出现元宇宙，我们中国怎么办？当时我跟相关的一些专家讨论，大家就提出来，有些观点我们要重新认识。

话题回到二三十年前，我们科技部副部长吴忠泽老先生去年提出来，包括有些专家也提出来，那么钱学森老在几十年前曾经提出元宇宙，用了整整10年时间，他写了50多封信，这些信是当时我找钱老最后一任秘书叫李明，他给钱老当了8年秘书，他把当时负责钱老的书信收集和证明，结果钱老的50多封信有关元宇宙和虚拟现实，他把这些信拷给我，说好好研究一下，然后我们就组织了专家研究。

这些信的最核心的是钱老给汪成伟院士的信，给于景元院士的信。这些信里谈到虚拟现实，它起一个很好的名字，叫“灵境”，他认为叫“灵境”最有中国味。

而且“灵境”技术整个推展起来，它是一次伟大的文艺复兴，是一次很大的技术革命。那么现在一一应验，钱老是有很大的战略眼光的，他基本上能够预言五十年以后出现的事情，这些东西他都预言到了。

在研究钱老的这些信当中有一个插曲，我们准备成立元宇宙委员会，然后我找了北京邮电大学的教授张平院士，他说我在8年前也写了一篇论文，叫灵机接口，一般人家讲人机接口，这篇论文也是发表在国际上学术刊物上，但是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当时有美国记者就来追我，说你讲的灵是什么？灵是不是灵魂的，如果是灵魂的灵的话，不是一个科学家。

把张平院士批了一通，我们张平院士也挺苦恼的，后来我就把钱老的信，我说你看钱老比你还早的时候，就起了“灵境”了，他觉得钱老很有战略眼光，所以他们英雄所见略同，我说你要大张旗鼓的讲这个事儿，因为现在回头讲“灵境”这个词，钱老运用之妙，它其实是站在超出科学的境界，整个历史发展的趋势。

为什么这么讲？我们今天讲“灵境”这个词，其实我们应当想到什么叫科学，科学就是可实证，你可以重复试验，可以实证，到底有多少可以用我们人类现有的手段能够实证的东西，其实世界上95%以上的东西都是拿我们的科学实证不了的，像中医里的气血，你能来认证吗？那些穴位，经络你能认证吗？认证不了，你说是不是科学呢？所以科学是相当的局限性。

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个最大的误区，我们中国人把科学当做真理，这是不对的，这是很局限，这是井底之蛙的。科学不是万能，科学不等于真理，而科学只等于你的实验手段，能认知的东西是科学，不能认知的是不是科学？但是它是客观存在，美国100年前的人类跟今天的人类认识当然是不一样，100年以后的人类认识的东西，认为是科学的东西，跟今天的科学完全不一样，所以科学是不断在进步。

所以我们今天就谈元宇宙，那么钱老对元宇宙的认识，它没有停留在技术，而是他在对新生命，对人类历史发展，所以科学的尽头是玄学，是哲学。那么我们今天认识元宇宙的时候，今天元宇宙是什么？元宇宙是个框，什么可以往里装？元宇宙是我们科学史上一个重大的创举，像移动通信一样，事先有标准，然后再来推动整个产业。

元宇宙没有标准，1000人心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今天所有人谈元宇宙都是各自的梦想，这其实这才是真正科学大发展大爆发的时候，因为创造力激发出来了，没有边界，大家都可以去做，每一个行业都可以做，每一个人都可以认为自己的元宇宙应当是怎么样。

《国是论衡》是怎么来的？其实我们是根据100年前有个杭州人，叫章太炎，他写了一本书叫《国故论衡》，当时章太炎跟孙中山一起闹革命，推翻满清王朝，看到中华民族整个衰败崩溃的边缘，当时他们整理写了一本书，叫《国故论衡》。

当时我们受他的启发，我们就编了《国是论衡》，把“故”改成是非的“是”，表示我们现实和未来的方向，前面出了几本，其中一本叫《大国诸侯》，第一本叫《中国研究---中央和地方关系史》，当时清华大学请我在清华大礼堂做演讲，当时我就来考考大家。我说100年前，有一个杭州人叫章太炎，写了一本书叫《国故论衡》，那么100年以后，有个杭州人叫倪建中了编了一套丛书，叫《国是论衡》。100年前是中华民族被人欺凌的，但是100年以后整个中华民族是站起来，所以我们要面向未来，这代人不能老讲过去，探讨我们今天和未来该怎么做。

我们要有大国思想大国战略，当时我提了以后，有一本书叫《人文中国》，当时我就考考大家，我说同学们什么叫人文？我说什么叫水文，什么叫天文？大家已经知道，水文就是水的落差。我说人文也是这样，人与人之间，部落与部落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区域和区域之间，人的文化的不同，差异性的研究。

那么今天我们科技发展，在什么时候发展，在什么地方发展，有谁发展的时候，其实我们要联系，包括怎么发展起来的人文特点，要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像中国人日本人有什么区别，中国人和美国人怎么区别？记得当时2002年在东京，在大阪的一个寺庙里开亚洲移动通信高峰会，当时会上请了三个人做演讲，中日韩三国各一代表。韩国是三星的社长，三星的社长讲得很严谨，当时这个论坛总共就100人，大家在庙堂里边都席地而坐，很随意，当时三星的社长讲了，讲完以后他用很严谨的科学语言。第二个日本的也讲得很战略性。

中国是我去讲，我上去讲的时候，我说先做个调查，你们大家把手机举起来，看看你们用的是什么手机，大家把手机举起来，我说你们手机翻盖的有几个，上翻盖有几个，下翻盖有几个？不翻盖的有几个。我说我今天的演讲就从我们的手机开始讲，首先我讲中国的一个段子，叫什么段子？一等公民上翻盖，二等公民下翻盖，三等公民不翻盖。什么意思？当时我们的摩托罗拉手机都是上翻盖的，这是最贵最好的，都是最有钱的人。

第二类的手机手机是下翻盖，三等公民就平板的手机。我说你们日本人在我们中国都是三等公民。

手机就是习惯和审美，同样是亚洲人，用手机都不一样，我说你们日本人研究手机，到中国来研究手机，只研究你们日本的生活习惯，不研究中国，你们肯定失败。

果然，我给言中了，日本过了没几年，手机全部都退出中国市场，如果你们没有把中国做好，通讯领域你们也别想做成功。

移动运营商为什么干不过互联网企业

记得刚开始搞大数据的时候，我跟田朔宁举行了一个论坛，当时田朔宁讲了，我也讲一个观点，什么叫大数据？大数据就是打破行业壁垒，打破企业壁垒的一个信息交换系统。但是今天我们做到了吗？今后我们能做到吗？也做不到。为什么？因为这些数据这些信息都是企业自己核心的东西，就连我们中国移动的信息，你说能够跟中国联通交换吗？跟中国电信交换吗？银行之间也是这样，每一个行业甚至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商店之间都不想交换，因为我的客户怎么能给你，所以大数据应当来讲还是前路漫长，你不打破行业壁垒，不打破企业壁垒，都是很难。它跟商店之间它都在后台。

回顾历史，因为我们在2000年初的时候，中国第一波的互联网浪潮来的时候，其实由于没有商业模式，当时的三大门户，包括腾讯，包括百度很多公司面临着倒闭，上完市以后也面临着下市。所以中国梦网起来以后，其实客观上为中国的这些互联网企业输血了。

后来移动通信开始发展以后，当时我亲力亲为在参加很多的事情，我们帮中国移动，中国电信搞了很多的基地，音乐基地、游戏基地等等，各种各样的基地。同时也帮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去做应用商店，然后也有很多公司去帮中国移动去做飞信等等一系列业务，我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三大运营商都是国企，国有资金从政策层面上来讲，打通起来比腾讯跟阿里或者腾讯和今日头条之间要更容易一点，但是，这个事一直解决不了，我们三大运营商花了很多钱去铺设了很多的网络，其实客观上为我们整个互联网行业，移动互联网行业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土壤，使得这些企业快速成长。

但是现在在讲，6G我们还没开始起来，5G正在做，未来运营商和通信设备厂商和生态里面，像腾讯、阿里、今日头条，未来他们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是不是可能会有一些重塑，可能会是一个生态里面不可或缺的东西。

在这么一个国家，充满创新的年代，这种机会的话，只要我们能够形成这种氛围，我觉得6G的战略，6G的应用一定给它弄起来，因为各种技术集成，6G的发展架构要跟元宇宙未来的架构层要联系起来，对应起来，这个才是觉得我们现在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网络是在从构建的时候其实就失败了。

因为元宇宙未来会承载多大的量，今天不好估计，每个人都用分身技术，我们现在的网络撑得住吗？我们的4G、5G的网络成本，我们这么多的能源消耗，它能承受得了，所以它都是一个综合配套的东西。

所以一个新时代，它是所有里里外外都重新思考，上下游，而且这次元宇宙革命远远超出了通信企业、信息企业、网络企业所思考的东西，只有这些准备到位，中国还是会一路领先的。

文章来源：中国移动联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