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 宋扇
作者 冯亚,音乐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 孟云飞,艺术学博士,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参事室研究员。
钱学森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杰出的战略家、思想家。在他为人类设计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文艺理论是11个部类中的一个,艺术与科技的结合是其中重要的内容。
关于艺术与科学技术,钱学森认为人类的主观能力有科学与艺术之分,而实践中二者又有着密切的联系,相互依存,“文艺始于对事物的科学认识,然后才是艺术;而科学始于对事物的形象探索,这需要文艺修养,然后落实到科学的论证。可以说文艺是先科学、后艺术,科技是先艺术、后科学”。艺术的创作离不开物质,受到科学技术水平的影响,反过来科学技术也促进了艺术手段的拓展,二者都作用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1980年钱学森就发表了《科学技术现代化一定要带动文学艺术现代化》一文,文中提出把文学艺术和现代科学技术结合起来,探讨了文艺中的科学技术和新的文艺形式、工业艺术、展览馆艺术、科学文学艺术等前沿话题。1994年,他出版了著作《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该书是论文和书信的汇编,展现了钱学森对于社会主义文艺的思考,从书名到内容都突出了他对于艺术与科学结合的重视。今天,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新时代建设中,分析钱学森的艺术与科学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很多时候钱学森因尊重学界习惯,将文学和艺术统称为文艺,而他的初衷又希望艺术包含文学与其他各门艺术。
一、直达前沿:关注艺术与科技的结合和创新
创新是国家发展和民族进步的核心动力。钱学森被中国科技界誉为创新的典范、科学的旗帜。如何实现创新? 他有自己深刻的见解:整个科学知识与技术体系内部门之间都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人的创造性成果往往出现在各部门的交叉点上。他大力提倡艺术与科技的结合,并且在学理与实践的层面上努力推动艺术与科技的结合与创新。钱学森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科学技术现代化一定要带动文学艺术现代化:“我们应该自觉地去研究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的规律。不但研究规律,而且应该能动地去寻找还有什么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可以为文学艺术所利用,使科学技术为创造社会主义文艺服务。我们也要在这个领域走到世界前列。”钱学森睿智地看到,将当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利用到中国辉煌的历史文化艺术中,必将推进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
钱学森对于艺术与科技的结合有较多涉猎和思考,涉及文学、音乐、美术、书法、电影、电视、舞台、民族传统艺术、工业设计、新艺术等多个领域。他的关注直达前沿,将艺术与科学的结合作为创新的新高地不断地展开思考,主要反映在以下三个领域:
钱学森晚年极力推动科普文艺,他一方面严谨地区分了科学小说与科幻小说,前者必须实事求是地以人类科学研究成果为基础展开创作,后者则可以超越科学技术的限制,加入创作者主观臆想;另一方面,他从科学家的视野,倡导艺术创作对于艺术传统题材的突破。比如他曾呼吁美术工作者拓展现有题材范围,把文艺的触角伸展到更微观和更宏观的宇宙之中,将科学工作者眼中的葛洲坝建设,宏观的太阳风磁暴、地幔的层次和色彩,微观的细胞核的结构、人类的基因等科技现象中的美以视觉或听觉的艺术形式展现给世人。他多次呼吁艺术家要帮助人们认知丰富多样的世界,扩展艺术实践的领域和空间。
钱学森的创新思维还展现在自觉地将科学技术前沿融入艺术思考,比如1994年6月21日《光明日报》刊出了一篇报道《立交桥的神话》,文章介绍了我国近些年城市立交桥建设的成果。钱学森读后批注:“不但如此,立交桥还可以和中国园林艺术相结合,创中国新文化。”
关于文艺的门类划分,钱学森认为要基于对文艺范围的认定。他对文艺范围的认识不断纳入现代内容,从最初的6个方面,逐渐扩展到11个方面:“小说杂文,诗词歌赋,建筑,园林(包括盆景、窗景、庭院、小园林、风景区、国家公园等),美术(包括绘画、造型艺术、工艺美术),音乐,技术美术(这是一门新的学科,即工业设计与艺术相结合),烹饪,服饰,书法(这是我新加的),综合艺术。”这里,钱学森最早提出了“技术美术”的概念,他认为应该将传统的工艺美术扩大成为“技术美术”,适应时代的发展,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关于技术美术的内涵,钱学森认为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工艺美术(注:工艺美术属于美术还是技术美术,钱学森有过先后不同的划分,反映了他的思考在不断深入,他勇于否定、矫正自己的先前观点),二是工业美术(工业设计),三是技术艺术。关于工业设计(Industrial Design),它既属于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要体现美感,同时也要面向市场经济,讲求科学。为了推动我国工业设计的进步,钱学森曾写信给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校长朱鹤孙,支持北京工业学院成立工业设计学院,创办《设计》期刊;关于技术艺术,它是研究一切工业设计的通用原则,甚至也包括服装、烹饪、盆景等塑造美的原则。钱学森的“技术美术”扩大了学院派认定的艺术范畴,将现代科学技术引入对美的追求。
钱学森认为高度文明的社会应该是艺术、美无所不在,科学技术也无所不在的社会。他站在科学家的角度,呼应了“科学美”。他认为:“科学美”一词应分为“科学中的美感”和“技术美”这两个不同的领域。在为“文化学”设计分层结构时,钱学森又引用了“技术美学”的概念,即研究技术设计产品为什么美,是工业设计的审美理论,其核心是审美,是技术艺术的哲学指导。“技术美学”的研究为工业设计、技术艺术的展开奠定了理论基石,是钱学森为中国艺术生产力建设殚精竭虑的思考和贡献。
在钱学森为人类规划的共产主义蓝图中,21世纪人类进入“第五次产业革命”,即信息化革命。钱学森关注计算机在艺术创作、表演中的应用,积极思索电影、电视等新的综合性艺术的创新,并与艺术界的朋友讨论,在我国率先提出了“计算机艺术”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他虽已退休,思想仍紧跟科技前沿,积极探索新科学技术在艺术领域中的实践。
钱学森最早定名“灵境技术”(virtual reality 虚拟现实),精准地预测:在人类的第五次产业革命———信息革命中,灵境技术是一项关键性的技术突破。下图是钱学森绘制的灵境技术将给人类社会带来震撼的科学和文化变革设计图。今天,人工智能已成为全球各国争先发展的顶尖科技。
20世纪 60年代,钱学森以“激光”翻译英文“laser”,他始终关注这一科技前沿,并提出激光束可参与广场焰火展演,激光器不但光的强度大,而且可以有各种色彩,如果应用于焰火礼花,那将是一个壮丽的场面。他自信地预测艺术与科技结合的未来:“激光焰火、电子计算机为制作工具的音乐和电影,这不过是举几个例子说明现代科学技术的确能提供文艺表达的新形式,还有许许多多其他可能形式等待我们去探讨。前景是十分吸引人的。”
钱学森直言中国文学艺术研究的领域缺少顶层理论构架,为此,他呼吁并亲历讨论一些顶层理论、概念。他坚信“文化应是哲学为统帅的文学艺术与科学技术的结合”。很多时候,他提倡“离经不叛道”的精神,在尊重艺术创作规律的基础上破旧立新。比如关于美术:“美术应该是表现那些正在思考做的、准备去做的、正在进行的、计划中能够实现的、照相机照不下来的、未来的那部分,也就是电子计算机不能做到的那部分。无论电子计算机如何神通,它是不能代替美术家的创作活动的。”
对于新科学技术对艺术可能产生的双刃剑作用,钱学森并不回避。他批评艺术创作中的片面追求高科技,尤其是电影制作与舞台美术中的“大手笔”炫技,但思想内涵不深刻的现象,指出这是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关于电视文艺,他强调:不能把现代科学技术强加给电视文艺。他反对“泛技术艺术论”,认为不是每一件事都有一样的文艺与科技内涵,技术艺术理论(比如:园林设计、工业产品设计等)同科学技术的关系最为深刻,而戏剧、影视等艺术理论次之,相较而言文学理论与科技的关系会远一些。在他设计的11个现代科学技术体系部类中,他认为建筑是艺术与科技结合最为紧密的一类。
二、独辟蹊径:从思维科学角度分析艺术与科技的结合
20世纪80年代钱学森从领导岗位退休以后,致力于构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他设计的体系是不断完善的,从开始的6个门类,逐渐地扩充到11门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军事科学、文艺理论、行为科学、地理科学、建筑科学),思维科学(Noetic Science)是其中的一个门类。
钱学森认为思维科学不等同于脑科学,也不是认知心理学,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揭示人类是如何认识客观世界的? 有什么规律? 思维科学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探究人的思维规律,而且要利用对这些规律的掌握,创造出有创新能力的科学技术,比如模块识别、数据库、人工智能。钱学森在《我国智能机的发展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思维科学要走人工智能和智能机这样一条道路,也就是用机器模拟的方式,如果模拟出来了,即人的思维可能就是这么回事。所以,人工智能、 智能机的理论是思维科学,而思维科学的发展也恰恰要靠智能机、人工智能的工作。”
钱学森认为思维科学作为重要的基础科学,任务是研究抽象思维、形象思维、灵感思维的形成及其规律。他善于总结实践规律,并且用比较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把抽象思维比作“线型”,一步一步推论;形象思维是“面型”,多路网络加工;“线型”和“面型”是显性的意识。而灵感思维是“体型”,隐性的。
是否抽象思维对应科学技术,形象思维、灵感思维对应文艺创造? 钱学森反对这种机械划分。他认为搞科学研究不可能只用抽象思维,人的每一次思维活动过程都不会是单纯的一种思维方式在起作用,往往是两种甚至三种先后或者交错在起作用。“这个爱因斯坦讲得很清楚,他说,科学发展不能尽靠推理,还有直感。那直感就是形象思维。”他常常以自己的体验为例:“在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初,当我碰到疑难问题时,苦思不得其解,总是靠形象(直感)思维,甚至是灵感(顿悟)思维解决问题,这是说我头脑中框框太多.不能从理论上触类旁通,得靠形象,甚至靠梦境。这种困境,后来逐渐缓解,不用做梦了,推敲一阵子就能看出问题所在。”当然,科学毕竟与艺术不同,科学研究最后还要回到推理、证明。在钱学森的研究中,他也很重视灵感思维。他认为灵感的孕育不在人的意识心理范畴,而是在潜意识,酝酿完成后突然与意识沟通。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思维在科学工作和文艺工作中都会发生。
钱学森反对三种思维类型有高下之分,他认为这些都属于人类的高级心理活动。人的大脑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有很强的可塑性,不论是科学研究还是艺术创作,都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需要多种思维方式的参与。不同的思维方式在科学与艺术活动中各有所长,相互交织。钱学森从中国文化的对联获得启发,试图从中找到思维的规律:“从思维学角度看,对联的过程是,出联的上联是绘出一个结构,请应联的下联人按此给定结构去找零件,字、词填入这个结构。思维就在于搜索思想库找材料。这就是对联答对联的思维学——搜索入结构。”后来,在他的启发和鼓励下,戴汝为完成了论文《对联理解与生产系统——计算机诗词初探》,二人共同拓展了思维学研究方法。
“集大成,得智慧”是钱学森多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学习、思考的结晶,论证后他将这思考命名为“大成智慧”(wisdom in cyberspace)。钱学森重视对年轻一代的教育,他一贯坚持人的全面发展与培养,他认为聪明来自艺术与科学的结合。晚年,他将多年思索的理想的教育命名为“大成智慧教育”。他总结西方教育的变迁:文艺复兴时期是全才教育,19世纪中叶开启了专家式教育,理、工、文、艺分流,应对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的需求,20世纪40年代是理工和文艺分别结合,当代又走向理、工、文的综合培养,但具体执行并不完善。钱学森认为21世纪的“大成智慧教育”将又是全才教育,但不同于文艺复兴时期,因为“21 世纪的全才并不否定专家,只是他,这位全才,大约只需一个星期的学习和锻炼就可以从一个专业转入另一个不同的专业。这是全与专的辩证统一” 。
1)8年一贯制的初级教育,4岁到12岁,是打基础。
2)接着的5年(高中加大学)12岁到17岁,是完成大成智慧的学习。
3)后1年是“实习”,学成一个行业专家,完成毕业论文。
按照钱学森的教育设计,“大成智慧”培养以全才为基础的专家。如果能实施,哪怕是部分地实施,那将会极大地缩短教育培养周期,激发人才的创造力,提高教育效能。“量智”与“性智”是哲学家熊十力最早提出的,钱学森采纳了这一观点,并指出:量智和性智是人的智慧的两大部分,缺一不可。“量智”主要是指科学知识,运用逻辑思维,通过分析、推理来把握事物,常用微观的方法;“性智”主要指文艺素养,运用形象思维,通过直观感受、灵感等,形成对事物的整体认识,常用宏观的方法。“量智”与“性智”的结合产生创新思维。
上面这张钱学森本人绘制的图表从智慧形成的高度,以“性智”与“量智”来概括各科技部门以及文艺活动与美学对人类智慧的形成与影响;从人的全面发展分析,应是“性智”“量智”兼备,其中各门类之间的界限是开放的,打破边界才能更好地创新。钱学森认为:“跨度越大,创新程度也越大。”晚年钱学森畅想中国的“大成智慧教育”会在30-50年后实现。他认为“性智” “量智”并重,文、理、工、艺并重的大成智慧教育必然胜于美国同时代的“2061计划”(到 2061 年哈雷彗星再来前的美国教育改革计划。)
三、系统思想:指导艺术与科技结合的研究
钱学森是“系统工程中国学派”第一人,他在中国最早出版了系统论专著《论系统工程》,作为一位战略科学家,钱学森回国后面临的棘手问题是:如何在国力不足、国外对中国技术封锁的情况下开展国防尖端武器和航天科技的研究呢? 钱学森在创建我国航天事业的过程中,总结出的以“一个总体部、两条指挥线”为核心的系统工程方法,是保障我国航天任务成功和航天事业健康发展的法宝。他运用系统论的知识,并将系统论引入工程技术实践,建立总体设计部(研究室),然后再问题分解、协调多工种和部门攻关克难,再综合集成到系统总体,最终从整体上研究和解决问题。总体设计、系统论指导和战略布局是钱学森领导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成功的宝贵经验。而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正是钱学森将这些宝贵经验向更广阔领域的推广。在系统论思想的指导下,钱学森对于艺术与科技的思考前沿、全面、深刻。
钱学森对总体设计部的设想,最早来自1962年中国第一枚中近程弹道导弹飞行试验失败后的思考,他研究失败原因后,认为主要问题不在于技术而在于组织管理。在他的倡议下,建立了航天的总体设计部。此后,中国的“两弹一星”研制发展迅猛,居世界最前列。运用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的方法,集思广益,总体规划、模拟实验,然后再修正,保证了研发的高效率,这是总体设计部的成功经验。作为一种科学的管理,总体设计部可以应用于国家重大攻关或某一领域,解决各种复杂系统问题,实现发展目标。
钱学森在了解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历史沿革后,认为这样的建制不合理。他主张把文学所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并将中国艺术研究院改名为:中国文艺科学院。他这样设计的初衷应有三重意义:1.设立中国文学艺术的总体研究部;2.加强文艺理论的研究; 3.将文学艺术的研究引入文艺科学规律的探讨。这三个意义是逐层递进的:首先,在火箭的研制上先建立总体设计部(研究室),然后在基础科学、科学、工程技术等几个方面开展攻关,将这些成功的经验借鉴到文学艺术领域,就是建设文学艺术的总体研究部,统领、布局全面工作。其次,按照钱学森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四个层次,基础理论在哲学层次下面,非常重要。在人民群众的审美实践中,文学和艺术是紧密相连,难以割裂的。而中国文学和艺术的研究分别归属于不同机构的做法,不能形成合力,不利于文艺理论研究的发展,所以需要合并;最后,文艺理论的研究对象是文学艺术的实践,而对于文学艺术实践的研究需要引入科学的研究方法。中国传统的文艺理论有许多优秀的成果,但在研究方法上还比较局限,应该用更为开放、科学的方法总结宝贵的历史遗产,这也符合国际的惯例。
虽然钱学森设立文艺总体研究部的理想并没有实现,但他对于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参考价值日趋体现。1999年,文化部成立了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作为中国艺术研究院职能的补充。今天,文学、艺术学问题的研究方法日趋多元,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的方法在艺术学研究中得到实践,取得实效。近几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由几家部级单位重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成立,文化部与旅游局的合并等,无不体现了钱学森总体设计部的经验和倡导。
钱学森设计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 11个门类,每个部类有四个层次:最基础的是工程技术这一层次,二层是直接为工程技术作理论基础的技术科学层次,三层是基础科学层次,最后通过进一步综合、提炼达到最高概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钱学森关于文艺理论的四个层次设计中,以系统论思想为指导,钱学森为“(社会主义)文艺学”设计了三个部分的研究内容:“文学艺术体系学(讲多少文艺部门,其相互关系),文艺能力学(讲文艺事业的组织及功能)和政治文艺学(讲文艺的社会作用及投资)。”他认为文艺工作的组织管理具有系统工程的性质,在实际工作中得到的重视还不够,研究也比较缺乏,需要全面加强。“加强文艺事业的组织管理。这是系统工程性质的技术性的工作或叫软科学的工作。它不那么‘文艺’,是实干的事。文艺事业的组织管理者不必是典型的文艺人。外国许多管理剧团的经理不是专学文艺的。因此文艺事业的组织管理者,须要有一定的文艺知识,并对文艺有一定兴趣;但他有他的专业即行政组织管理,他的专门化方向是文艺事业。我认为,高等院校里应该有组织管理文艺事业的专业,也可以称作是文艺系统工程专业。”如何引入系统工程方法参与文艺的宏观管理? 钱学森的建议清晰明了:“系统工程的方法有三条:要有信息。有了信息如何用,如何从信息得出答案,这是调节文艺工作的模型定量化。手段。一是法律手段,一是经济手段。”这些方法对于文艺工作的管理与创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与“文艺学”相对应,钱学森还设计了另一门学问———“科学学”,即把科学技术作为人类一个方面的社会活动来研究的学问。钱学森多次强调:“文艺学”与“科学学”都是生产力。
今天,包括艺术内容的中国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在国家建设和国民经济建设中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与艺术相关的产业已经不再是新鲜的名词,各级政府制定了发展文化产业的策略与规划。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际交往的频繁,中国的高校逐渐增设一些与国民经济建设直接相关的艺术类交叉专业,比如艺术管理、文化产业、音乐传播、制片人、策展人等,这些专业教授和研究的内容正是钱学森规划的“(社会主义)文艺学”的范畴。
航天专家于景元评价钱学森是“三维科学家”:一维是在自己的领域有深入研究,二维是能对不同学科、领域都有特殊指导价值的见解,三维是智慧、跨层次的能力都在非常高的高度。一般能到达一维就是专家,到达二维就是行家,到达三维就是大家!钱学森的艺术与科学思想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新时代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钱学森的诸多科学预测:火箭高性能清洁推进剂(1935年)、“钱学森弹道”构想(1945年)、人类登月(1947年)、核动力火箭发动机(1948年)、“空天飞机”(80年代)、发展新能源汽车(1992年)等均已实现,体现了他对未来科技发展丰富的想象力、敏锐的洞察力和敢于开拓未知领域的巨大勇气与创新精神。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钱学森大胆提出了“第二次文艺复兴”的预见。他指出:“第二次文艺复兴是指第五次(信息化)产业革命、第六次(生物工程)产业革命和第七次(人体科学)产业革命后,体力劳动将大大减轻,人民将基本转入脑力劳动,创造性劳动,从而人类文化发展将空前加速。”钱学森指出:“我们党制定的发展战略是在建国 100 周年的时候(2049 年)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现在看来没有多少年了,要走完这条路,靠经验摸索可不行。我们不能再犯错误,或者尽量少犯大错误,那就必须有预见性。”钱学森对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的重大预言是200年左右,他认为,人类将在社会主义中国出现第二次文艺复兴。
如何实现第二次文艺复兴? 只有超前预判,才能精准地实施超前反映,在发展中占得先机,而高效、正确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如何实现文艺的超前预判呢? 钱学森认为:“一是你所了解的文艺情况是否真实? 再一个,文艺是社会发展的一部分,你对文艺发展的规律掌握了没有? 有了这两个东西,预测当然就出来了。”他认为所有文学艺术的理论都是在研究艺术创作的规律,只有掌握这些规律,才能展开社会主义文艺的超前预判。工作者个人的感性认识,一得之见只是“低层次的超前预判”,是不全面的,靠不住的。我们需要“高层次的超前预判”,而这不是个人能够做到的,需要在党和政府的组织管理下,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展开,是复杂的系统工程。
在全球信息化的时代,如何使用信息呢? 钱学森认为最高的层次使用是能站在高处,能察觉大势,做出预见。而关注艺术与科技的前沿正是钱学森超前文艺预测的主要手段。20世纪80年代,当人们正在以好奇的眼光接受电子计算机的应用时,钱学森的视角已经触及人工智能,90年代,当卡拉OK(钱学森称录音伴奏)走入大众视野时,钱学森已经满怀期待地讨论电子计算机与作曲的结合。晚年钱学森还关注了艺术与科技结合的众多领域。钱学森关于人工智能的预言已然现实,不仅如此,近年来计算机在模仿人类语言、图像、作曲这几个与人类形象思维密切相关领域的创新成就,部分完成了钱学森在20世纪80年代对人工智能研究的期许,我们由衷地叹服钱学森对于文学艺术精准的预判。
今天,艺术与科技在各个领域呈现,突破了原有艺术类型的边界,比如多媒体展厅、沉浸式观赏、人工智能艺术(AI艺术)、烟火艺术(火药绘画)、自媒体艺术等等在迅速地走进普通大众的生活。万物互联的时代,新艺术新科技无处不在。文艺预判不仅极大推动了社会主义中国经济、科技、社会生活的进步,也再次验证了钱学森的笃信:艺术是生产力,社会科学是生产力。
近几十年来,计算机的芯片技术不断升级,从普通芯片到AI芯片,算法越来越高效,速度越来越快。以阿尔法狗与人类对决取胜为标志,计算机在逻辑思维的运算超越人类,人工智能再次迎来了新一轮发展机遇。这是基于人类对逻辑思维的了解相当深刻,故而取得了众多成果。以这些成果为基础,生物特征识别、语音识别、数据挖掘等技术不断涌现升级,人工智能社会化趋势显现。但与此同时,形象思维的研究却遭遇瓶颈。
作为国内最早一批关注到人工智能的科学家,钱学森在学习了当时的文献和技术后,敏锐地发现到人工智能发展的屏障是人类对于形象思维规律的认知很有限,他预测人工智能领域会在不远的将来在模仿人类逻辑思维方面有重大突破,但会在形象思维、灵感思维计算方面面临阻碍。因此,他强调关于人工智能的研究不能“蛮干”。计算机是模仿人类的思维,而人类对于思维的认识还不够完善,这必然限制人工智能的发展。钱学森创立中国的思维科学研究,其深刻意义在于为攻克尖端技术难题开展跨领域的理论研究。钱学森对于艺术创作的规律有长期的观察和思考,他对于形象思维研究的突破充满期待:“从微观看问题的方法不会有多大帮助,要宏观,要用整体观。文艺思维就是运用印象、从印象到感受,又从感受到形象,都是宏观的、整体的。”
艺术的创作和艺术的实践主要诉诸人的形象思维。当发端于西方的还原论方法在形象思维研究中受阻时,我们可否假设:另辟蹊径,从艺术实践、艺术习得的规律去认识人类的形象思维呢? 钱学森认为:“形象语言不失为研究形象思维的一个途径。”历史上确实有许多的艺术规律的总结直接或间接提炼出了形象思维的一些规律:比如通过比较中国传统绘画和西方绘画,我们发现对于线条的使用,存在着中国人概略表象和西方人具细表象的差异;比如在没有记录和复制音响设备的时代,古代的乐官凭借经验确立了最早的律制;比如通过音乐的教学,人们发现出不同地域、民族的孩子对于歌唱大二度、小二度、小三度等音程的音准感觉存在差异,这可能与语言和文化相关,等等。钱学森在《开篇的话》中指出:“知识,或者说人类的精神财富,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现代科学体系;还有一部分可以叫做前科学,即进入科学体系以前的人类的实践经验。”中国的《易经》、古代的中医实践均属于前科学,那么,从艺术实践中总结出的形象思维规律是前科学吗?如果我们能从艺术的规律中总结出更多人类形象思维乃至灵感思维的奥秘,那么这些宝贵的知识将突破目前生物学、脑科学、心理学研究的瓶颈,带来人工智能科技的飞跃。
钱学森出生于进步知识分子家庭,父母为他营造了一个和谐民主而又充满文化氛围的家庭,他从小受到了精英式良好教育,培养了全面的艺术修养。他对于文学、音乐、美术、书法、摄影、建筑等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并多有实践。他的夫人蒋英是著名的歌唱家和声乐教育家,他们的生活充满了艺术与科学。钱学森是艺术与科学的受益者,也是艺术与科学结合的倡导者。他反对文艺创作与科学研究的割裂,他的秘书涂元季曾记录他的感叹:“我国文艺人发牢骚的多,论中国古代文艺辉煌的多,就是缺乏对新文艺形式的探讨,缺乏研究科学技术发展所能提供的新文艺手段。”他尖锐地批评:“我深感我国文艺人和文艺理论工作者对高新技术不了解之病。”更直言不讳:“回顾本世纪的历史就看到这是文艺人和文艺理论工作者的老毛病。电影出现了,是自生地发展;电视出现了,也是自生地发展。录音伴奏(卡拉OK) 出现了,文艺人、文艺理论工作者惊惶失措!这怎么行! 被动呵!”虽然这是20多年前钱学森的担忧,今天仍能够给文艺工作者很多启示! 钱学森身体力行,多次语重心长地鼓励艺术家与科学家交朋友。当下,中国文艺创作存在有“高原”缺“高峰”等问题,引发文艺界大讨论。笔者以为,其中是否也存在一些文艺工作者对鲜活的高科技手段漠视,视野还拘泥于狭小的空间,对日新月异的新技术后知后觉的问题呢?!
人类所处的21世纪,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的前途命运和人民的福祉。如何在新一轮的国际竞争中占得先机? 当代社会,任何一个前沿领域、任何一个产业、任何一个学科,都需要多学科交叉融合,而非单一学科能够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2018年5月8日)上对全球创新科技有这样的叙述: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移动通信、互联网区块链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应用;以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脑科学、再生医学为代表的生命科学领域孕育新的变革;融合机器人数字化新材料的先进制造技术正在加速推进制造业向智能化、服务化、绿色化转型;以清洁高效、可持续为目标的能源技术加速发展,将引领全球能源变革;空间和海洋技术正在拓展人类生存发展的新疆域。这些前沿的科学技术,每一个领域都是多学科的交叉融合,行业间的交叉融合,如果分析这些前沿科技的专业支撑、理论基础或上下游产业,那么它们也都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
面向未来、面向社会的中国高等教育,艺术与科技结合的人才培养显得尤为重要。这方面,2007年以来西安交通大学等六所高校开设的“钱学森班”做了有益的探索,“钱学森班”设立在高校尖端科研院系,以钱学森“大成智慧教育”思想为指导,培养学生掌握系统严谨的学科知识技能、广博的艺术修养、完善的人格。近十年,国内“艺术与科学”及相关的专业快速建设,目前集中于几个重点领域:数字媒体艺术、环境设计、录音艺术、舞台艺术、展馆艺术、环艺照明、虚拟艺术、电子竞技、人工智能艺术、艺术与科学理论等。相信,未来将会有更多的交叉专业设置。在新的国际国内局势下,一些政府层面的新政策、新举措密集出现:2020年,教育部公布了交叉学科成为我国第14个学科门类;同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在京揭牌; 2021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新增交叉科学部。这些重大举措将艺术与科学的结合推向了国家战略的高度,也印证了钱学森的超前规划。
结 语
钱学森关于艺术与科学的思想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实用性、前瞻性。钱学森不是站在文学艺术领域或科学的领域思考艺术与科学,而是站在人类精神文明的制高点思考未来。他的表达朴实明了、易懂。他不纠结于文字游戏、不盲从 “经典”,也不会在理论剩饭中自嗨,更不会故步自封,人为制造学术边界,占领虚无的学术山头。他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对于人类、宇宙、未来的思考,他的研究是高效的、精深的。也许我们不能复制钱学森的智慧、个人经历和历史机遇,但至少我们可以从中学习钱学森开放、严谨、务实的研究态度,为实现他为我们设计的第二次文艺复兴贡献绵薄之力!
